大厉是一个汉语复合词,由“大”与“厉”组成,属偏正式结构。“大”表示程度深、范围广或地位高;“厉”本义为磨刀石,引申为严格、猛烈、凶恶。合称“大厉”多用于描述极端严酷、猛烈或凶暴的状态,常见于古代文献中对灾异、疫病、刑罚或自然现象的记载。
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:“晋侯有疾,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,且问疾……医和曰:‘疾不可为也,是谓近女室,疾如蛊。非鬼非食,惑以丧志。良臣将死,天命不佑。’公曰:‘女不可近乎?’对曰:‘节之。先王之乐,所以节百事也,故有五节。迟速本末以相及,中声以降。五降之后,不容弹矣。于是有烦手淫声,慆堙心耳,乃忘平和,君子弗听也。物亦如之。至于烦,乃舍也已,无以生疾。君子之近琴瑟,以仪节也,非以慆心也。天有六气,降生五味,发为五色,征为五声,淫生六疾。六气曰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也。分为四时,序为五节,过则为菑。阴淫寒疾,阳淫热疾,风淫末疾,雨淫腹疾,晦淫惑疾,明淫心疾。女,阳物而晦时,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。今君不节不时,能无及此乎?’公曰:‘善哉!’……赵孟曰:‘何谓蛊?’对曰:‘淫溺惑乱之所生也。于文,皿虫为蛊。谷之飞亦为蛊。在《周易》,女惑男、风落山,谓之蛊。皆同物也。’赵孟曰:‘良医也。’厚为之礼而归之。”此段虽未直用“大厉”,但“疾如蛊”“惑以丧志”等语,后世常被引申为“大厉”之病理象征。
《汉书·五行志》:“大厉作,民多疫死。”此处“大厉”指大规模爆发的烈性传染病,为“大厉”作为疫病代称的早期用例。
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:“大傩,谓之逐疫。其仪: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,十二岁以下,百二十人为侲子。皆赤帻皂制,执大鼗。方相氏黄金四目,蒙熊皮,玄衣朱裳,执戈扬盾,十二兽有衣毛角。中黄门行之,冗从仆射将之,以逐恶鬼于禁中。……于是中黄门倡,侲子和,曰:‘甲作食凶,胇胃食虎,雄伯食魅,腾简不祥,揽诸食咎,伯奇食梦,强梁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,委随食观,错断食巨,穷奇、腾根共食蛊。’凡使十二神追恶凶,赫女躯,拉女干,节解女肉,抽女肺肠。女不急去,后者为粮!’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。……此乃古者大厉之礼也。”此处明确将“大厉”与驱疫仪式关联,反映其作为灾异之象的文化定位。
“大厉”在古代汉语中主要用作名词,指代严重的灾祸、疫病或凶暴之鬼。多用于书面语,尤见于史籍、志怪小说与礼制文献。现代汉语中已罕见独立使用,偶见于仿古文体或学术引用。
其语法功能多为宾语或主语,如“避大厉”“大厉至”,不用于修饰具体事物作定语。不可拆分为“大”与“厉”分别理解,整体语义大于部分之和。
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载:“大厉作,宫禁闭户,方相驱之。”
唐代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记:“是岁大厉,死者相枕于道。”
宋代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淮南子》佚文:“疫气大厉,民无遗类。”
清代蒲松龄《聊斋志异·疫神》:“忽大厉起,阖城惊怖,祷于城隍。”
近代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论及志怪:“汉世虽重灾异,然大厉之说,实启六朝鬼神之谈。”
近义词:大疫、大灾、厉鬼、疠气、凶煞
反义词:祥瑞、安宁、康泰、太平
英语:great pestilence / severe epidemic / fierce demon(依语境而定)
日语:大疫(たいえき)/ 大鬼(おおおに)
韩语:대역(大疫)/ 큰 귀신
法语:grande peste / démon violent
德语:große Seuche / gewaltiger Dämon
在先秦至汉代的灾异观中,“大厉”被视为阴阳失调、人事不修所致的天谴之象。《礼记·月令》强调“孟春行秋令,则民大疫”,将疫病与政令失序挂钩。道教文献如《太上洞渊神咒经》称“大厉鬼王”,赋予其神格化身份,成为驱邪仪式中的主要对象。医学典籍《素问·刺法论》提出“五疫之至,皆相染易,无问大小,病状相似”,其中“五疫”即被视为“大厉”的医学表述。此词因而横跨宗教、医学与政治话语,构成中国古代灾异认知的重要节点。
“大”甲骨文象人张臂伸腿之形,本义为成年人,引申为体积、程度、地位之“大”。“厉”甲骨文作“厲”,从厂(山崖)从万(蝎形),本义为磨刀石,因蝎毒猛烈,引申为严厉、凶猛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厉,旱石也。从厂,虿省声。”段玉裁注:“旱石者,粗涩之石,可磨金者。”“大厉”合词,取“程度极重之凶暴”义,非字面叠加,而为语义融合。
现代汉语中“大厉”基本退出日常语用,偶见于历史研究、古籍整理或仿古文学创作。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,部分媒体在引用《汉书》“大厉作”时曾短暂激活该词,但随即被“大流行”“重大疫情”等现代术语取代。学术领域,该词仍用于分析古代疫病观念与灾异书写,如《中国灾荒史》《汉唐瘟疫与社会》等著作中均有专题讨论。